/1940-1942 波兰
by湳莊

现在，他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唠叨，糊涂，甚至尖刻。

我找来一套还算得体的衣裳，有衣领的衬衫，略有些大的黑色薄外套，基尔伯特的骨架还勉强撑得起它。他对着街角那块磨花的碎镜子抚平起毛的帽檐，扣好纽扣，把全身整理妥当。我把头缩回漆黑的巷子里，对他叮嘱我的最后一句话：“别去西区转啦，那儿的裁缝会知道我翻了他的弃物箱的。”

他看着我，把迈出去的步子收回来，想了想，没有点头。

必然要去的。他说，我要去。

“我要去。”

嗨呀，我说道，如果你回来太晚的话，这里再没有你的地方了。

基尔伯特不说话。

“再没有啦！”我对他几乎惊叫了。

我对他说了一遍“又一，再一”这个词，请求他不要到西区去，就像我刚刚学会说话那样，把每一个音节都拼得清清楚楚。而他只是这样看着我的眼睛，闭口不言。

基尔伯特又往后退了一步，这时房檐上的水滴下来，砸到他肩上，他似乎极轻地颤了一下。他看了看巷子外面，又看看我，从口袋里掏出旧纸包着的半块黄油，硬塞到我手里。他最后对我点点头，跑出去了。外面还下着小雨，而他没有伞。

我接过它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道谢……他可比我还要瘦弱呀！

基尔伯特跑远了，很快消失在迷雾里。

不必问我怎样送走他，我们怎么敷衍地道别，那时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还没学会大人所有的外交辞令。我只知道他请求我为他找来一套看得过眼的衣裳，而我请求他留下，至少别去那个地方。

“我会报答你的。”他那时嬉笑着对我说，“等我回来，就可以教你海涅的诗。”

我点点头，算是默许。我不关心什么海涅，或者歌德还是毕希纳，我也不关心什么回报——我很明白地告诉他不要去送死，这样他承诺的任何回报都没有意义，我也不是白让人欠债的傻子。

“如果在你眼里这是一种交换的话，那我也可以教你裴多菲的诗。”我回应道，我是受过两种语言教育的人，我也从来不觉得匈文比德文差到哪里去。“你知道你自己不能接受无法兑现的诺言。”

基尔伯特愣了愣，突然笑了。他拍拍我的肩膀，故意对我露出他的牙。

我讨厌这样，或者说，我讨厌傻子和他们热烈的，诚挚的，不顾一切的激情。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女人对民族的爱更为理智冷静，因为她们不用强调主义来煽动自己，而过去古老的观念早就无法应对当下的状况了——我生气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基尔伯特也不用主义煽动自己，即便这是在波兰。

“你知道吗？”我说“你现在去车站，混进囚犯的队伍里，交出物品，脱完衣服，直到你们几千人都死在一块儿，从毒气室里抬出来准备火化，只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小时？”这个大我一岁多的男孩儿看着我，笑了笑，“两个小时，夜里星星都还没变位置。”

他这样说话，不像从前我们东躲西逃的时候那样嬉笑或者反驳我。

他说什么呢？他说，星星，星星。我告诉他未来的结局和即将改变的事情，他却告诉我这段时间里还有什么未曾改变，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他对时间更敏感了，又或许他只是一个静态的存在。

我在这里的贫民窟待太久了，几乎忘了自己曾经的姓氏和在佩斯时学到的知识，我的波兰通用语说得比本地人还好。我所剩下的是本能以及本能的本能，我是说关于生命的一切，我可以选择抛弃一切。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而我沉到泥地里像只老鼠一样苟活，乞求生命，却得不到一点点希望。我对他说，去你的上帝吧，上帝创世纪只那样说了几句话，你们的卡波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也只需要那几句话，可是谁的话会拥有那样的力量呢？

“没有人会拥有那样的力量。”他说，“罪恶是一群人的罪恶，错误却是我们所有人的错误。”

我拧着眉毛听，想不出他说这句话的心情。我们都是一样，四分之三的犹太血统，在最危险的地方走平衡木，在最黑的地方模仿别人的生活，迫不得已扮演成他人的样子。我们又不太一样，他是德国人，一切定义里最可悲的那一种，甚至比东欧来的那些还要可悲。“德国”这个单词的头衔它给他身份，知识和信仰，却给不了他应有的安全和认同。基尔伯特没有民族，他这样的人不属于任何地方，在这个世界里，他不能是犹太人的同时又是德意志人。

我是在第二次被抓进去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候我们被分到同一个卡波手里。所幸那个卡波还有一点仅存的善念，至少让我们还能用语言交谈。一周之后我们才说了第一句话，那时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任何东西，都累得嘴皮泛白。直到傍晚，卡波回到自己的营地里吃饭，我们却还要搬上十袋水泥。

他在我身边小心地拖着另一袋，我累得停下，于是他也停下。我本能地抬眼看看他——我敢确定那个眼神不怎么友好。他也看着我，思索了一秒，开口用匈牙利语跟我打招呼。

“你好。”他说。

我不确定这句话是不是善意的。我上下打量他一眼，衣服脏旧，但被他穿得整整齐齐，衬衣领子也扣到最上面一颗，就连表情也是整齐的。

该死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你好。”我用德文回应道，他这点小聪明并不足以让我吃惊，我自认为全身上下都写满了匈牙利的信息——而他也是。

我不想和他扯上关系，他出现在奥斯维辛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德国犹太人，在这里是最底层最危险的人，是接近战俘地位的人牲。如果我明天会获得一块面包，那么他的就是半块或者更少；如果我们到了喝土豆汤的日子，那么到他就是汤底的粉渣；如果我做错了事会挨一顿板子，那么他就会是被送往行刑场。我曾来过这里一次，我对这一切都太清楚了。他们如何做，如何蒙蔽自己的心，打击，粉碎，践踏人的身体和意志，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清楚这一切。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奥斯维辛还不是个单纯的焚尸场，我熬过了所谓服刑期，被迫和家人分离，将要被送往一个非犹血统的家接受教育——我就是那晚逃走的。新来的“囚犯”让卡波和军官们应接不暇，因为他们从未料到这里会变，再变，再变，一切旧的规矩都在导向一个结果，奥斯维辛的混乱，而我看到了混乱前夕的黎明。

我是那时走的，逃到贫民窟里，用捡来的刀片把他们纹在我身上的编号划坏。那是我做过的唯一后悔的事，我不如从前那般“有用”，而这使我在今后的生存游戏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我学得很快，这个地方有几条下水道都被我摸得清清楚楚。

当他跟我搭话的时候，我还在盘算同一件事——我在贫民窟的经历让我有足够的能力去扮演成一个波兰的孩子，这样我仍然有第二次机会被送到外面收养。
“你会想出去吗？”他说。

这是个很蠢的问题，不想出去的人要么是放弃了自己，要么是想通了所有事，要么是已经化为灰烬了，很显然我并不是这三种当中的任何一种。

“我听到你和那个波兰的孩子说话了，菲利普斯。”他接着说，“我在想或许你可以教我，我保证自己会学得很快。”

我又看了看这个人的衣着，也许他聪明 但他并不会是一个好演员，至少短期内不会是。

“别蠢了。”我低声道，“你全身上下都写着德国人这个词。”

“我当然是。”他说，“这很对。”

我看着他，心中不由自主地好奇起来。

“是什么给你这样的自信？”

他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朝我指指他的脑门。

他的确学得很快，即便如此他还是蠢，蠢得我无法理解。我们都是聪明的，而他同时又是愚蠢的，愚蠢地携带着过多的热情和信仰。我第一次从奥斯维辛出去的时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也不再相信任何道理和任何事。

“你会死得很早。”我对他说，“这没什么，但我希望你能完整地死。”

“那我希望你的希望成真。”

他会很早死去，他会的，他会不带遗憾地交出他的生命，在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几乎就这样确定了。可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会为你对生活的热情买单，即便你身处和平。

我自知他比我要矛盾太多太多，所以每当他念起海涅的诗，我就闭口不言。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呢？我问他，身份的矛盾足以从内部谋杀一个人了。

“我是人啊。”他回答道，“很显然，我希望自己是以人出现的，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意志人。”

“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我解释说，“这里管理你的人恨你是犹太人，而其他所有的犹太人恨你是德意志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道：“是啊。没错。”

“这样的分类方法真是不公平，对吗。”基尔伯特转头看着我，我愣住了。

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他醒过来了，带着极不规则的遗憾和悲伤，向我传递他的无奈和失望。他是觉得自己被定义为犹太人或者德意志人而感到不公平吗？我会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后悔诞生在世界上吗？我们不会，至少我不会的。我只希望自己被单纯地定义为一个生命，并获得合理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先被定义为犹太人，再以我们的家乡被再次分类。有人会为自己的身份骄傲，但有人不会，那种骄傲的代价太辛苦太疼痛，而我们已经负担不起这份代价了。

抛掉虔诚的假设，也不要神圣的预言，我出生起看到的所有事情从来就不存在公平，他们只是看似合理地靠近公平，却总是差得很远或者更远。

“可你崇拜海涅。”我说，“你会希望自己作为先德意志的人存在吗？”

“对。”基尔伯特说，“可我不是海涅。”

他说，至少在这个年代，他不需要认同，认同总是带来灾难，这灾难无可预料，像是世界末日，如果可以，他希望这样的末日能够少一点。

我听到这里，还是忍不住笑了。

行了吧！我说，基尔伯特，谈梦想很容易，我可以一开始就和你谈上三天三夜。事实是你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我们都在这里，随时可能会死，但我们也很聪明，聪明得让人牙痒。我相信你不会用你的聪明去换几十年安稳的人生吧？

你得承认自己是谁，我们活在认同里。

“我当然不会。”他轻松地答道，“因为这是不对等且不可操作的。正常的人生是权利，而智慧是不确定的条件。”

“错了”我说，根本不存在正常的人生。“梦想家总是容易犯错。智慧是确定的礼物，其余的泥坑都是附加的代价，这很重，但值得。” 事实上，基尔伯特是那样典型，既是犹太人，又是德意志人——他的内心华而不实到了幼稚的地步。

“但值得？”他站起身来，把那天最后一袋水泥垒到最上面的时候卡波回来了，于是我们立即停止谈话。

卡波在场的时候谈话大多不被允许：如果我们讲德文，会暴露我们不是波兰人的事实，如果我们讲匈文或波文，卡波会因为无法获取准确信息而恼羞成怒。

这就是他们，手握权威却蠢得像没要到糖的孩子，他们唯一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我们生来不是为了被人控制和轻贱。但是有人被那样驯服，会有的，坚强不是一个大家都值得拥有的品质。和我一起被抓来的人里就有为卡波服务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新抓来的女孩儿的头发都剪到耳朵上面，下面的碎发用刀剃光。他们的面包上有黄油，汤碗里有奶油，杯子里有牛奶，口袋里或许还揣着通行证。

我们被分配去清点新犯人身上搜来的各种钱币，每几天分类点清数目后，那些钱将会被送往柏林。做这份工作时的基尔伯特是最沉默的。

我是幸运的，或者说，我让我自己成为幸运儿里的一员，没有将自己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杀人工厂里。

1942年2月的一天，我走了。他们没有告诉我我即将要去哪里，我也不需要被告知将会去到哪里，也许被带往一个非犹太人家庭，也许被党卫队带往下一个集中营。

基尔伯特在营房里的时候没有和我告别，他在我之前打开了快生锈的铁门朝外看了看，转过头来对我说道：“外面雪很大。”

我当然知道雪很大，因为这不是今年第一天下雪。事实上我几乎每一天都被冻得几乎失去行动的能力，可是我们必须卖力工作，不工作就意味着失去劳动的价值，将自己送上刑场和毒气室——除了这一种，我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死去。

“雪是很大。”我说，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
基尔伯特拦在我面前，不说话，只是整理自己的衣服。又过了半晌，有人不耐烦地捶门了，他才被点醒一般回过神来。

他最后对我点点头，摘下自己的破帽子戴在我头上，对我说：“我会找到你的。”

这句话本身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安全在波兰的某个地方，我会设法找到他；如果我死了，那他最终也会找到我。

但我点头了，出于对他这份信任的肯定。

人们常说当你拥有一个德意志人的承诺的时候，你几乎有了一切，而我这样拥有他的时候，却感觉自己交出了一切。

两个月后我在隔离区外六七十公里的贫民社区里遇到了基尔伯特，那时我正在木匠铺的后门拾取干燥的碎木废料。那是春天，三色堇开花的日子，他拿着一朵白色的出现在我眼前，认出了这个我自己都难以辨识的女孩。

基尔伯特瘦了，又瘦了，比之前还要过分许多许多。他的肌肉不能支撑着他站直，长斑的皮肤几乎是包着手骨的，看起来一捏就会碎。

我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又好像不小心找回来了。我听说党卫队夏季会把一批人驱逐到贝尔赛克，那是个灭绝营，如果我在八月之前没有见到基尔伯特，那么他已经丧命在焚尸炉，而我也将踏进那座牢笼。

可他现在拿着花儿在我面前，至少还活着。

我们在贫民窟的巷子里安家，和各种各样的穷人和犯人生活了三个多月——事情本该这样结束的，在这里生存下去就已经耗干了我全部精力，我们将在这里待到战争结束，至少待到奥斯维辛关闭。

七月的一天，基尔伯特告诉我他要重新到六十公里远的那个地方去。

“进了贝尔赛克就真的全完了。”他说，“但是如果有通行证就能证明自己在奥斯维辛为德军工作，可以从奥斯维辛出来。”

我知道他有一张通行证，是从前的卡波因为太过喜欢他的数学头脑并想让他效忠，处于收买的目的给了他一张通行证。

现在他已经出来了，他还想救菲利普斯。

“你打算怎么去？”我不想问理由，或者说我早就知道理由。

“可以的话我想体面点儿去。”他故意对我笑笑，“我现在这副模样，一看就是才从那儿出来的。”

“穷人都这样，战时的穷人更是如此。”

他看起来已经比刚来的时候正常许多了，至少能够努力站直。

“今天是我认识你以来最讨厌你的一天。”我对他说。

我阻止不了他就像聪明人劝不住傻子，就像当时我要从奥斯维辛出来，我就出来了两次，没有人可以拦住我。

那天他走的时候正好是凌晨，月亮和太阳交辉，光照不进我们的窄巷子里，我在我能到的最亮的地方看他穿戴收拾好，和他送走我时一样没有道别的话。

他走进迷雾里，像焰火一样把自己烧尽了，他背后的阴影葬在我的脑海，和我一起等待黎明。

…————————————END

想写的啥也没写出来。
大家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