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墓英俊 联动小料《白日皱火》part1释出

全文1.1w一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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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叹气一样。我说出口的这句话在空气里结成了块，掉在地上砸得粉碎。

谢尔曼牧师去世了，整个教堂里除了我，人人都悲痛万分。

母亲给我穿了黑色的礼裙，把我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连颈边的纽扣都扣到最上面一颗。

“我快要不能呼吸了。”我反复向她申诉说，可以解开一颗吗？然而那个扣子就像她装在我身上的某种开关一样，一旦合上，我就如同失声一般，即便惊声叫唤也不为人所闻。她朝我摆摆手，拧紧眉头。

这就是观察的契机了。我捏着干咳的嗓子，出席了这个葬礼。事实上我来与不来，对那帮大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他们喜欢把某件不必要的事情描述成责任，又对急需解决的事情摆出高高挂起的态度。我看见了，看见所谓事实——在教堂里，天父眼下正发生着的事：有人流泪，但有人没有，只是大家都一样大声，也都一样会冲着上帝叫嚣。那些话里并无新事，无非是恳求宽罪，保佑入天堂一类，一个说了另一个就会接着说。有时候我甚至分不清他们是对悼文诚实，还是只是在漫无目的地鹦鹉学舌。

到我了。我有点走神，但还是基本复述了表姐的话。

在我利用短时记忆的能力用完之后，我的视线不自觉地落到这场葬礼的主角身上——一个老得发皱的，眼睛几乎不可见的骷髅。即便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人的姿态也像一只会念经的行尸走肉。可就是这么一个骗人的东西，能在这个小地方得到这么多虔信者郑重的送别。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最后微不可闻地对自己说。

一句自言自语的话，正如神思在各处游走着的人们一样，在这里发出的声音有时能被听到，有时则在某处消弭。我一说完，前排的人立马接着激动地站了起来，用一种与我截然不同的昂扬语调重复着他们早已说过一千遍的话。

台上的唱诗班开口吟唱祭文，我半躺在倒数第二排左侧的长椅上，躲在伊斯特万身后用口香糖吹泡泡。穹顶的柱子上挂着加百列什么的内嵌式浮雕，我抬头仰望时，那些长翅膀的东西好像要从上面直冲下来，把我砸进地狱里去。

我没藏得很好。母亲的训诫如期而至，除了几句刻薄的话语，还有戒尺帮她说了太多没说出口的东西。那东西重重地落到我身上，每打一下她就问我一个问题。

我在那天得知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谢尔曼牧师是为我施洗的人；第二件事是，他也是为我父亲施洗的人；第三件事是，他当年和我的祖父一起受洗。

算不上消息的消息，或者说，这些话在我这里没有任何获知的价值。我把这三件事排在面前，只勉强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谢尔曼先生已然年老。鉴于我祖父前年已经生病去世的事实，他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都不奇怪，除非是被谋杀。

于是我就这么问了。

“谢尔曼牧师是被谁谋杀的吗？”在她安静下来的间隙，我清晰的话音刺破了她的脑颅。

她的巴掌力道其实不算大，只是不擅做什么细活，所以留了很长的指甲，顺带着在我脸上划出了三四道长痕。

谢尔曼牧师是被谁谋杀的吗？

我这样问自己，从怀里掏出还留着体温的手绢，捂着脸快步跑出了教堂。不管老头是怎样死的，在我眼里，另一件弥漫着无尽苦楚的刑罚终于迎来了终点，而我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心中暗暗希望有人和我同样暴烈地憎恨着这个人，并对其实施了谋杀。

那天是个晴好的周日，不管怎样，我还是领到了圣餐。

一杯低度红酒和一块白面包。

我把圣餐拿回房间的窗台上，一口都没动。

第一天面包发潮，第二天雪停了才开始变硬，第三天天气阴湿，面包终于有了发霉的迹象。

到了第五天，整个房间都有一股死蜘蛛卵的味道。而我就整天整天地坐在里面，头朝窗台睡，夜里光线明朗的时候我向上看，月光映出蚂蚁的影子，它们爬过我的眼睑、鼻梁和唇线，最后从我身体里的某个空虚的裂缝钻进去。

“妈妈，”我说，“主进到我身体里了。”

“现在是我在护佑着祂。”诚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所谓蚂蚁的幻想。事实上那个冬天冷得要死，蚂蚁出窝怎么也需要一个比圣餐面包好一点的理由。我躺在梆硬的木板床上辗转难眠，每每入夜，便像有千万棵新芽要从我的肤下破土而出。

母亲说我是得了某种臆想症。但她不说那究竟是什么，只说我是病着的了。

家里不常有人在，十四岁的我打开晚间档也能看不少限制级的电视剧。于是我异想天开，学着电视里某些似乎有着同样困扰的大人的口吻问她，那怎么办呢，你能给我些安定什么的吗，就像那种花花绿绿的药片？

于是这就是另一种谴责了。你从哪里看到的这样的东西？或者说，有什么人这样告诉你了吗？罪过，罪过。你不应该为自己不是一个完善的人类而感到羞耻……亲爱的，莉莉贝特，上帝没有要抛弃你，祂从不抛弃谁。如果你懂我说的意思，你应该对此表示感激。

是这样吗？我问，可是从一开始，是你说我病了的。

你为上帝所造，上帝所作，无论你是什么样子，你都是你本来的样子，我依然会爱你的。

那时，我从她虔诚和善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个深不可知的黑洞，像在另一个触不可及的维度中展开的无尽宇宙，我在她眼中飘浮着，挣扎着想要跃起，但一切皆是徒劳。

“那么妈妈，你呢，你是怎么样的呢？”

她把手放到心口，眼神上移，望着空无一物的天花板，对我露出了虔诚的微笑。

“我给予。”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她的话语击打着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关节，让我每跑一步就跌倒一次。我不知道该奔往何处，堪堪倒在绿地公园的人行道上，望着布满阴霾的天空试图呼吸。那时有雨点落在了我脸上，一滴两滴，最后我像一张纸一样被浸湿打碎。我躺在那里，灵魂都在发皱。

这种天主教家庭有一种怪异的，不信任科学的执著，即便我被口头诊断有了什么癔症，选择吃药仍然是某种对祂大不敬的行为。她显然什么也不能给我，而这时，什么东西都收进疯人院的时代也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我甚至不能一头栽进某个毫无节制的地方一心求死。或许，应该说是有极大的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面对一个少年人的疑惑，她只是随口道出一个有可能成真的猜测罢了，至于如何将这个不正常的我从现实中消解掉，则完全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好吧，好吧。”我连声应答道，“那么，就这样病着吧。”

是与不是好像本身没有太多区别。人们不会因为我处于如此境况而多宽容我一点，当然，同时也不会因为我像他们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和呼吸着而在何处高看我一眼——这就是如今我所存在的地方。人们假装关心，假装积极地奉行某种人道主义，但在现实中对任何稍微有一点温度的事都兴趣缺缺，但又希望对方——不管是谁，对自己多一点好奇，哪怕是从什么地方拼凑而来的也好。

我给予。

她这么说着的时候，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想要在她面前发笑，但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必要多挨这一顿打。我本能地后退了几步，选择夺门而出。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对这句话做出任何评论——或者说，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真心嘲笑。

于此情形下，我不得不利用自己已经公开的精神病人身份大肆宣扬着宣泄自己的本性——一些深埋于心的，无尽地错乱着的野望。

母亲好像根本无力多言。她能注意到我的异常，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就已经花掉了她能分出来放在我身上的注意力，而我明白自己不能向这个把我带到世界上的人索求更多，否则显得贪婪，也无知。

 

我见贝什米特第一面是在候诊区。

看排班表，他大概是刚刚结束上一个病人接近两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走出房门时他腿脚虚浮，眼神浑浑噩噩。我坐在热水器旁边，抬头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一时忘了关水，开水漫出来，右手被烫肿。

我们冲到急诊科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先把关切的眼神投到我身上，我才把贝什米特的手举起来，放在咨询台上。送医及时，急救处理也到位。贝什米特抬着包扎好的手臂站在我面前，我们互看了一眼，但没有对视的过程。

我猜他是想说谢谢，但归根结底，又不知道有什么好谢我的。

“谢谢你，小姐。”他还是这么说了一句。

“别在意。”我随口回应道。

我们结伴回到病区，我仍旧坐回了候诊区的长椅上。他查了查房门上的候诊单，开始念上面的名字。

“海德薇莉·伊丽莎白？”

没有人应答，他试着提高音调又叫了两遍，而我坐在他面前一动不动。等到他反应过来时，他才把略带惊讶的目光放在我身上——这才到了我们真正对视的时刻。我看到他那双深红色的眸子里蒙着一层厚厚的雾水，无法聚焦。见状，他有些尴尬地打开诊室的门，请我进去。

对这个沉默的男人，我似乎有一种无端的信任。我站在门口不远处，看着他准备档案夹和几张密得看不清字的表格。他的动作是那么简洁孤独，好像整个房间除了他，没有任何其他生命存在过一样。

“上周有一天，我在135号街口的书店门口见到一个男人，”我还没坐下就开口了，“他抱着一束长梗雏菊花，在门口的一摊积水里照自己。又过了一会儿，他就这么垂直倒下去了，半个身子横在马路上。”

“他是想寻死吗？”我问道。

“未必是。”他冷静地抬眸看了我一眼，“未必是。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会有这种怪异行为的偏好。”

“什么是怪异行为？”我想了想，转而抓住词汇的定义试图做文章。

基尔伯特的眼睛定住了。他看起来像在脑海中疯狂搜寻答案，好像这不该是作为职业医生的他脱口而出的一个常识一样。

“就譬如说……这样的行为。”他努力组织语言的样子让我莫名有点愧疚，“会让你感到奇怪，并且以此作为开头来展开关于‘寻死’的行为的话题。”

我坐在沙发上愣了愣，半天没出声。我的话进到他的脑海里好像转了八千九百七十一个我看不见的弯，才让他对这么一个简单的疑问说出这么复杂的一番话来。我大概知道他是想要显得严谨，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又是一种新的负担了——我只想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我坦然地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叙述着。

“十分钟，不，准确地说是十二分钟，他再也没有动过了。”我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法想象他该如何呼吸。

贝什米特听完安静了一会儿，转而问我要不要喝茶。

我仔细认了认他的工牌。贝什米特医生，我来这里不是请你回答我的问题的吗？

“很遗憾，海德薇莉小姐，并非如此。”

“是为了向我阐述问题，”他说，“是且仅是你自己的问题。”

“哦。”我应答了一声，“我自己的问题。”

可是我没有问题。母亲是这么说的，癔症。但这个词从在人们嘴里诞生起就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许就是指没法合群的一种毛病。我或许在性格温和的牧师家庭中表现得尖刻突出了一点，但我本人并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呢？”在那段漫长的，关于家庭的陈述中，我索性直白地问出口了。我是期待答案的，我一直是。至少，从这个所谓医生的嘴里应该说出些除了那些我听倦了的陈词滥调以外的东西——哪怕是说我有病的，换个新鲜些的词汇也好过那些沉积在我耳朵里的木屑和细灰。

我们对视的时间远超出我的预料，或者按他后来的话说，也违反了他作为心理医生的道德准则。

也许是我的错。我在阅读了一些书籍之后，总是假设性地认为他这类人多少应该是健谈开朗的类型，至少能毫无负担地引导着他面前的所谓“病人”说出他填满那几张表格的废话。

可基尔伯特·贝什米特像一台被掰断了天线的老式收音机，电压接收不稳使他时醒时眠，靠着最后一点线端，尽力发出些电流乱频的声音——他只是坐在那里就已经花光了这条生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意义。

“贝什米特医生，你养条狗吧。”那天离开前，我对他说。

基尔伯特马上说他没时间养狗。我预料到了，连他说这句话的句法都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我说，你干吗不问问我为什么让你养狗呢。

拒绝别人的建议好像是他的一种本能，就像我说你养条狗吧，他不会问我为什么。然而不管他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他都会先拒绝我的。

“因为我不会养，所以再问您原因也没有多的意义了。”

他的语气还是很礼貌，尽管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话和陈述中，我对他的称呼已经从“您”变为了“你”。

我独自回家，在路上踹石子，漫无目的地走直线跨过三个街区，到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坐公交。我身上只有几个马克了。我望着公交站台上的线路图，掐着手指算了算，幸运的话转三次车再走个一两公里就能回家，不幸的话，转两次车就能到达离家门口几百米的站台。

第一辆车到了，我最后一个上车，把纸币胡乱塞进投币口，径直走到车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落座。窗玻璃很旧了，橡胶槽道也老化严重，根本无法正常关窗。我坐在那里任由狂乱的秋风放肆地灌进来，打磨着我脸上的轮廓，似乎我只要待得足够久，就能慢慢被消磨干净，最后化成一堆沙石。

也许是我不愿结束这段旅程，也许是我真的睡得太久了，有人把我推醒的时候，我浮沉在自己的灵魂之上，像块躺在深水潭中央的浮木。百年间天地不变不动，我身上裹满了脱落腐烂的树皮和青苔，借由那一点些微的生机把呼吸放到最缓，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停止。

怎么是你？我把他脸上愕然的表情用句子返送给他。

公交车停在终点站，他把我拎下车，在路灯下给我看了看他的手表。

“哦，挺漂亮的一只美度表。”我说着，伸手去口袋里摸糖，结果只摸到几张皱巴巴的糖纸。

“我是说，已经十点零一分了。”基尔伯特戴着帽子，似乎朝我皱了皱眉，“你还没成年吧？监护人在哪里？还不回家吗？”

“哈哈。”我这么发出了些声音。今天是周日，我家里人显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但我什么也没告诉他。我满不在乎地朝他耸耸肩，说：“我迷路了。”

“迷路了？”

“嗯。”

迷路。这么说出口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自己不算是在骗他。我确实迷路了，走在路上磕磕绊绊，四处碰壁，有时受伤，有时伤口还没愈合前不小心感染了，我看着口子越来越大，心中漫起的潮水和那处的血肉一起畸形生长。

“你也迷路了吗？”我打算顺着自己的话头接下去。

“不，我只是睡着了。”他摇摇头，坦然地否认了。

奇怪的契机。我原本以为要过一两个星期才能再见到基尔伯特，却在分别不久后就又遇见了。我把地址如实报给他，没再多做什么怪事。十点零一分，或者一般人会说，已经十点了，很晚了。确实不早了，我躺在那班公交车上不知道睡过去几轮，直到末班车到了终点，我才被他叫醒。

我跟着他走出空无一人的大型停车场，辗转走过两个街口终于到了大路上。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们并排坐在车后座上分别靠着两侧的窗，一时无话。我看着窗外的街景慢慢变得熟悉起来，心中升起一种异样的情感——基尔伯特不应该叫醒我的，我就算躺在停车场的某辆公交车下蜷着腿过一夜，或者被什么东西碾死也比回到那个残忍的地方强上百倍。换作平日的我，一定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这种不满。可是此刻基尔伯特如此安静地坐在我身边，头轻轻地贴着靠座。灯火万景在他眼下流连，而他不言不动，时间就要在他身上静止。

下了车，他站在路灯下踌躇了一会儿，还是问：“你认识回家的路吗？应该不远了。”

我点点头，说认识。

很好。基尔伯特低声应了一句，又想起什么似的把手探到衣裳内襟里，摸出了两颗平平无奇的水果糖。他把手掌摊开，糖就这么静静地躺在他手心里。他不说是给我，只是把手往前伸了伸，像是在等我的确认和回应。

“谢谢。”我说着，也把手伸出去，他才将手掌微微一倾，两颗颜色不一样的糖果翻了个跟头滚到我掌中。

再见。他说，再见。第一遍似乎是出于礼貌的试探，第二遍才是真的和我道别。

再见！我说着，转身向家门口跑去。

我把糖果拿回家里，仍放在那个搁置过圣餐面包的窗台上。腐烂的面包和馊臭的酒液早就被清理干净了，灰白的墙体上只剩下一些斑驳的霉印和污渍。月光从彩色的透明糖果纸上漫过去，映出一小片玻璃棱镜似的光晕。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基尔伯特在雨幕中奔跑，风吹了他一整夜，雨却在他生命耗尽之前停下来了。他在街巷交界处的书店门口驻足，与灯下的蚊蝇共处了几个小时，最后朝着面前那一摊浅浅的积水倒下去了。

我知道那是基尔伯特——我见过的。

 

母亲让我去书店给上周没能去参加礼拜的店主送去一份手写的经文。进门前，我看到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背对着店铺站着，等再从店里的橱窗瞧出去时，他最后抬头看了看逐渐晴朗的天色，双腿终于支持不住他的身体，他就这么对着街口倒下去了。

妈的，又是那些嗑了药的。兰道尔书店的店主掏着耳朵走进柜台，抬眼朝窗外一瞟，这么啐了一句。他是个很精明的人，好像什么都在他眼中，也没有什么秘密能在他眼前藏住，万事万物都放了一杆秤在他那里，等着他那张嘴放言惊世。

“嗑了药的就是那样吗？”我说，这可比我想象中好些。

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呢，这些脆弱得讨厌的人啊，真是叫人恶心。他说出口的话从来不会饶过谁的。我在书架间徘徊着，等他写给我母亲的回函。我看了看那个半个身子趴在街上的人，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兴许他只是累了。”

“累了？”老头戴着被磨花了的单片眼镜，一边调着手上的蘸水笔，一边分出神来对我发出一声嗤笑。利兹，利兹。他一边行云流水地写着字条，一边在口中酝酿一些我预料到不想多听的话：没有人在这世上活着不劳累的，没有人。人们生来是为了受苦，如无精神上的受刑，我们就无法与上帝对话。你要是能早点知悉这一点的话，或许你的母亲会为你羸弱的灵魂少流一些泪。

“我羸弱的灵魂？”我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是啊，我们都为你祈祷。”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来自年长者的，居高临下的怜悯。那些声音灌进我耳朵里时，眼前人虚伪的假面上爬满了龟裂的缝隙。

我或许是羸弱的。就算是累了，又如何呢？那么你呢？你们呢？人类难道只被允许规律地呼吸，不被允许感到劳累吗？你们这样无忧无虑地活着，生命中没有巨大的虚空在吞噬你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种逃避吗？

彼时他正好顿笔看了我两秒，又掩下目去，默不作声地把那张得体漂亮的字条写完了。兰道尔起身拿了一个单色信封，不紧不慢地把字条放进去封好，盖上火漆章递到我手里。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找不到话来与他告别。他观察着我的动作，终于在我拉门离开书店之前叫住了我。

“利兹，”他年老疲惫的声线快埋进土里去了，仿佛是从长草的墓中探出来的，“再多读读祂的话吧，再多读读。”

他给我指路：《新约·腓利比书》第四节，去找你母亲为你解答其中的疑问吧。

当日，我在第二个街口的电话亭里花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叫了救护车。有个男人昏死在135号街口了。我陈述道，距离他倒下去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说完，我挂了电话，穿着那双打脚的破皮鞋在街上逆着熙熙攘攘的人流飞跑。

原来这才是我见基尔伯特第一眼。他像一只奄奄一息的蜘蛛，在自己未完成的蛛网上艰难地爬动着，重复着曾走过的轨迹，在接近蛛网中心的途中，他感到越来越迷惘。

下午回到家中，我赶着要摆脱什么东西似的把兰道尔的信件从包里抽出来，甩到客厅的茶几上，随即回到房间反锁了门。母亲闻声而来。她从来只敲三下门，如果我再不识趣，可能会一天没饭吃。我说，妈妈，我在读经，可以让我安静一会儿吗？她迟疑着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留下一句不痛不痒的关心，转身离开了。

我努力不去想兰道尔说的话，可是老头垂死的面孔在我眼中挥之不去。我恨自己知道他在说什么——那个人，或者说他们所有人在用那本书里的内容凿刻、痛击我的五感。而我彻头彻尾地被动接受着，甚至明白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凡事藉由祈祷，当一无挂虑。”《腓利比书》第四节是保罗的劝导，里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几乎是在兰道尔说完的瞬间，它就不可控地跃进了我的脑海。

我决定去看病。

我挑了一个周日，没人会有空管我的一天。我把自己悄悄攒起来的所有积蓄揣进怀里，在医院挂了号。然后在候诊区等待时，我遇见了那个同样迷失的灵魂。

迷途者烫伤了自己的手。我陪他去急诊科做了简单的急救处理，他静默许久，还是跟我道谢了。基尔伯特每要想着说一句什么话好像都那么劳累，那么容易耗尽他的心神。

别在意，我说。

可他没法不在意——不仅是无法不在意我，而是无法不在意他所见的任何事情。认出他的那一瞬间，我心中升起一股想要陪伴和拯救他的欲望。我不知道他出身如何，也不知道他为何而困。我只知道我，或者说我们，被避无可避地制造了，终日惶惶不知去向。我们的心脏中埋着一棵腐芽，睡在远方的海角反复梦到终结，耳畔无声咆哮，而一切未曾静止。

在《腓利比书》中，保罗的训诫里还有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命令式的话语，好像无法违抗一般令人发笑。喜乐，喜乐。多么欢快的词语，多么普遍的存在，人们拥有着它，好像从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贝什米特医生，你养条狗吧。”我这么提议道。

他二话不说就出言拒绝了我，末了，还牵强地解释自己没有时间。

基尔伯特快要死了。我身体中有一个声音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句话。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具体在什么时间，他都快要穷途末路了，而不论是养狗还是养猫都只会无限拖长他被生命折磨的时间。

 

这天我坐在医院附近的公园长椅上，百无聊赖地翻着手上的书，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字都没看进去。上帝如若真的有一些怜爱人的良心，就让我遇见他吧。我心里这么想着的时候，一个穿着长风衣的男人在我眼前停下了脚步。

他的步伐虚浮踌躇，似乎是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要不要走到我面前。我盯着手上的书页，没有抬头。

“下午好。”他说。这显然是一句早就准备好的话。

下午好。我回应道。

我递给他三枝雏菊花，说：“这是我家后院里摘下的。”

我还不知道你会养花。他点点头，艰难地勾起嘴角，试图朝我露出一个笑容。

“别勉强。”我说，不想笑就请不要笑了。

他皱起眉头，面容都有些扭曲，唇角别扭地上撇，勾勒眼眶轮廓的弧线却固执地向下垂着。基尔伯特低着头，眼泪最后落在我手心里，也落在花瓣上。在他试图开口向我道歉之前，我先对此做了评论。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其实很熟悉。我冲他笑笑说，上一次我来绿地公园的时候，也有东西这样落在我身上了，只是比今天要多太多。实话说，那快要把我压碎了。

“下雨了。”他站在我面前，开口将将发出些还称得上是语言的声音。

“下雨了？”我讶然道。

是啊，那天下雨了。基尔伯特抬头看了看澄澈的天空，敛着眼睛压下帽檐，在我身边坐下来：“雨下得很大很大。”

我转过头去看着他，在那双浸满了悲伤的眸子里找到了一个同样迷惘的自我。我看不清自己的表情，但我知道自己没藏得很好。

原来那才是基尔伯特见我第一眼——一张破碎的，躺在公园的人行道上被雨水击打得发皱溃烂的纸。我在那里沉下去，再沉下去，意识埋进泥土，冰冷的地面拥抱亲吻我的背脊。有人跑跳着从我身旁经过，赶回什么地方避雨；有人踩过我湿透的衣角，差点滑了一跤；有人站在我面前，大声询问我能不能听见。我当然听得见，正是因为能听见的东西太多，我才被那些尖锐的话语和训诫戳得浑身是洞，我不想再听了。

那天是警局的人带我回家的。有人把我拉起来，半梦半醒间，我知道他们在庆幸不是真的发现了一具尸体，否则治安环境变差要被处分，至于我是怎么死的又够他们忙的。警察把我交送给我母亲。我站在门厅里，听见“添麻烦”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二十三次——最后一次出现在她合门之后。你真是个上帝派给我的麻烦。她说，但她会欣然领受的，她会的，因为这是她此世劫难中的一场重头戏。

我不能是别的东西吗？我直视着她，这么问了一句。我想是一个人，一个灵魂，一个生命，而不是一件造物或是一场劫难。她用戒尺敲打着我的左肩，口中的话语依然那么熟悉。

“太多的自我本身是一种罪。”

那句话里甚至没有一个“我亲爱的”，或者“莉莉贝特”做修饰。我看到她的脸和那个与她父亲一同受洗的，皱纹里积满了灰尘的面孔慢慢重合生长在了一起。比起上帝的子民，她说话的样子更像是我在噩梦中凝视深渊时所见的恶魔。

从前的我反抗着这一切，总是想，她会知道的，她会的。总有一天，他们都会知道这个德高望重的谢尔曼牧师曾经对我，对我的同伴们做过什么。也许到那时她和他们都会醒来的，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所期待的事从未发生。

夜里我望着蚂蚁爬过窗台，月影映在我身上，从我身体里钻进去了。我心上的血脉鼓动着，快要裂开了。妈妈，我说，主进到我身体里了，现在是我在护佑着祂呀。

可她和他们只说我是错了的，病了的。我得了某种麻烦的癔症，但没人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有些错误天生不必被纠正，身边的人知道我是一个错误，他们讥笑我，却又忍不住好奇地观察我的一切——在我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回应之前，每一个都尝试想改造我。

“这里也在下雨。”基尔伯特轻轻说了一句，从衣襟里拿出一张小小的手绢递给我。我接下来，却用袖口擦去了眼角的泪花。他让我想哭就哭，最好能哭得大声些。可是我没有眼泪了，我每夜躺在自己那张木板床上发芽，耗干了身体里所有的水分。

“你救过多少人？”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没救过人。人们不会因为肉体上的创伤或者什么功能系统紊乱的问题来找他，很多人愧于见他这样的人，而更多的人只认为他们是在神圣的医院里白占着位置的闲人。我听说过的，有人说他们这种工作其实和十点后酒吧柜台里的酒保也没两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你付了差不多的钱，却得到了不同的东西。一个人给你倒酒，劝你尽早遗忘过去发生的一切，而另一个人只是给你开一些引起反胃和失眠的药片，还叮嘱你记得下周再去见他。结果人们见完了医生，隔日就去了酒吧。

那么，就放弃吧。我嘴里叼着根路上拔来的狗尾巴草，语气故作悠闲地说出这句话。

基尔伯特不接话。他看着自己手中的三枝雏菊花，微微发怔。你是不是救过我？他问，沙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几乎就要不可闻。

那天他在酒吧泡了一夜，一直等到黎明才出了店门。

“酒吧正好在桥边。”他说。他凝视着河面上缓缓波动的水纹和漂过的浮木碎枝，脑袋发晕，差点一头跌了进去。这时他耳旁响过一阵急铃，买花的小贩从他身边吆喝着经过，他拿出口袋里的零钱，挑了一把开得最好的雏菊花，抱着它一路走到135号街角的路灯下。那里有一面积水堆起来的镜子——基尔伯特路过那里时，先看到了那个水中的自己，然后他停下来，尝试和他对话。

“他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他平视着前方，目光放远，神思远行。

“我那样去看他的时候，他转身走了。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谁也找不见的黑点。”之后有人把他拉进医院里插管洗胃，吊了两天针水。基尔伯特好歹是活过来了，呼吸的本能使他不得不再尝试着多活两天。

你是不是救过我？他又问了一次。刚才没来得及回答的问题重新摆在我面前，我却再也答不出口了。

“我杀过你一次吧。”我的身体驱使着我说出了这句话。

我杀过他一次。有些错误本不必被修正，也许这里面包括我给救护车打的那个电话。

基尔伯特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他摘下帽子，仰起头，日光照进他透亮的瞳孔里，一对去了尘的宝石在树下熠熠生辉。此时正值早秋，天气爽晴，他手中的花也跟着明亮了些许。

再见，我跟他道别。

 

是我让他养狗的，最后是我自己养了狗。

狗是在公园里捡的，看样子是普通的混种牧羊犬，跑累了就会张开嘴傻傻地哈气。它眼睛有点残疾，左眼受过伤，几乎看不见，右眼视力也不算好，但是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无论我在哪里叫它，只要它能听见，就会飞快地跑过来。

我说，看吧，你真的该养条狗的。

他还是静默着不作答，不知道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东西我不还你了，我对他说。糖果已经被太阳晒化了，漏出来粘在墙上拿不下来，而手绢上有他留给我的字迹。

后面有人催我快点说，协管人员注意到我牵来的狗，发出了谴责的声音。怎么有人带着狗进来了？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堂里显得格外洪亮，也格外不容人。您安静些吧，这是基尔伯特·贝什米特的狗，我说。它听见我的说话，赶忙哈了两口气表示赞同。

前一晚刚下过雨，晴好的日子，秋末的天难得有这么敞亮明朗的时候。窗外未落的叶子沙沙作响，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了些进来，在他身上晃动。日子好像回到我送他雏菊花的那天，那个愁容满面的男人最后对我这么笑了一次。

基尔伯特死了，整个教堂里除了我，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人知道为什么，没人真的哀悼，他的死甚至不能得到教区虔信者们的关照。这是好事，于他于我都是。我把基尔伯特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讲给它听过，结果最后好像只有它在悲伤地祈求着这个未曾谋面的主人回魂。

让他安静地漂走吧。我摸着它的头，用安抚的语气说。

葬礼结束。我牵着狗回家，逆行着走在人行道上，快步过了几个街区，在135号街角路灯下的积水前停下了脚步。

END.